因此，民法典援引宪法在当代不足为怪，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至少在民法领域依然是一项中国特色。

折中型介于前二者之间，即原则上采取绝对保障型规定但兼含相对保障型规定，以德国基本法为典例。（一）设定无保留基本权利的宪法史考察 1．基本权利保障程度最大化的意图 制宪者不在宪法条文中规定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主要意图在于令基本权利的保障程度最大化、限制最小化。

参见前引【13】，沈寿文文，第24页。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些权利在当代逐渐显现出更高的社会相关性，其低社会相关性的特点已相对化。邓毅：《德国法律保留原则论析》，《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21页以下。因此，要证立应对中国宪法上无保留附款的基本权利实行法律保留，还需在上述思路的基础上再作两点补充论证。反观中国宪法，无保留的基本权利大多属于表达自由。

这种意义上的宪法保留，无法指明基本权利的限制应遵循何种形式、何种层级的法规范依据，未能完成制（修）宪权—立法权—行政权之间的权限分配，甚至其本身能否被称为宪法保留，都是颇值深思的。二、基本权利宪法保留之辨析 宪法保留是指对于某些具有高度重要性的基本权利和国家制度事项，仅允许宪法自身调整，而禁止法律及其他下位法加以调整。而价值冲突规范，则通过个案中的法益衡量最终确定了具有优位地位的宪法规范。

[41]这其实已经暗含了在选举权和公共秩序之间进行原则权衡的环节，即结合当事人言辞过激，但并不是无理取闹没有影响选举村委会干部工作这一个案事实，得出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结论。此外，中国没有一个类似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机构来对普通法院从事的合宪性解释进行宪法审查，这一制度层面的缺失更使得合宪性解释界限的探讨委实必要。他主观上虽有过失，但并没有相当的恶意。虽然在宪法优位的法秩序中，所有法律必须被解释为与宪法一致，但是并不是所有法律规范都有作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

不过，在该方式中已有法院意识到原则冲突的存在，只是在解决冲突过程中缺失了衡量环节。可见，基本权利限制方式中原则权衡的缺失，实质意义上体现为个案中法益衡量标准的缺位。

[8]学界虽有案例研究，但是其主要内容系价值衡量方法的推理过程。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2、5、6项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49]国家领导人的人格尊严（P1）所维系的具体名誉等利益亦受到宪法保护，但是作为公共官员的国家领导人之人格尊严，相较于一般公民而言负有更多的容忍义务，以促成公民监督权的更好行使。而作为合宪性解释依据的宪法规范，尚须与个案事实相契合而形成具体联结。

虽然成怀山案中未涉及后一类的原则冲突，但它亦是法益衡量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能忽略。参见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84页。因为中国现行法制中的诸多行政处罚设置，大凡涉及宪法基本权利限制或者关涉基本权利与其他重大法益之间的权衡，这为法官在司法审查中援引宪法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提供了可能性。[50]参见陈金钊等：《法律方法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14页。

对行政处罚规范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事后解释，可能将一些具有争议的行为纳入了应受处罚的范围，这与处罚法定的明确性要求相悖。[26]可见，法院旨在通过居住自由条款证成《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68条的合宪性。

第二类是基本权利之间的价值冲突规范。[54]参见前注[9]，苏永钦书，第126页。

而公民的言论自由（P2）是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最重要前提，在宪法秩序中具有特别崇高的地位（中国宪法上特有的批评建议权属于监督权的重要内容，但可将其纳人言论自由之中）。[46]参见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识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页。通过对法律规范背后立法价值及其内在结构的发掘，将法律规范作价值单向和价值冲突的区分。该条旨在保护公民的名誉权等人格权益，相关的《宪法》条文则为第38条（人格尊严）。See Robert S. Summers, Two Types of Substantive Reasons: The Core of a Theory ofCommon-law Justification, 63 Cornell Law Review 707, 779-782 （1978）. [45]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6页。在法律方法上，恰如前述，合宪性解释具有兜底功效，我们总是在普通法律解释方法运用后，无法获致完满的结论，方才提升至合宪性解释的层次。

[45]纵然个案中的法益衡量一般而言是法续造的方法，但在此语境下，它能够胜任选择合宪性解释依据的宪法规范之工作。法理可能性论证的不足甚至缺失，使法院可以依各类目的援用宪法，这将产生前文所揭示违背规范主义的法律方法和宪法原理的诸多问题，援宪说理亦存在被泛化、甚或被滥用的弊端。

[11]而在本文所考察案例中，法官对宪法的援引与阐释亦接近于这一层面，即作为单纯解释规则和冲突规则的合宪性解释。[3]亦有学者实证研究法院援引宪法，其中对司法实践中合宪性解释有零星的揭示，但缺少体系性的阐释与论证。

[14]参见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安中行终字第00024号行政判决书。而后结合我国当前宪制，探讨规范意义上合宪性解释的运用及其界限。

因此，本文在此两种规则的意义上运用合宪性解释的概念。其实，在价值冲突规范的情形下，宪法中某原则的优位无法仅通过一个抽象权衡来正当化。可见，合宪性解释并不是一个杂糅了多种方法的粗糙概念，其内在具有一以贯之的解释原则。姜涛：《法秩序一致性与合宪性解释的实体性论证》，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

在基本权利限制方式中，前述两个阶段的论证逻辑具有基本权利限制的外在理论特征。[52] 4．小结：行政处罚规范合宪性解释方法的普适性 对合宪性解释方法的探讨不仅适用于行政处罚规范，而且可以普遍适用于普通公法规范（行政法规范、刑法规范等），因为宪法与普通公法规范在立宪主义的意义上具有内在的融贯性。

其实，合宪性解释可以作为一种独立法律解释方法而存在，没有必要与传统解释之间作牵强附会。纷纷喊道：开你妈逼，草。

法律保留原则所意在强调，立法对行政、司法限制基本权利的防范而非法律可以当然地限制基本权利本身。因为并不是所有法律规范（结合个案情境）事实上都能在宪法中寻找到法律的意义联结，宪法本身也并不可能涵盖所有法律的内容。

合宪性解释的宪制正当性研究进路实有必要，因为没有正当性层面的证立，后续研究也不免因法理基础欠缺而底气不足。[58]但本文搜集的91个案件中有77个属于治安处罚案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恰恰没有明确规定处罚法定，只在其第5条第1款规定了以事实为依据原则。除了实质进路上的暗合，援宪说理实践方式亦与合宪性解释的方法论存在形式上的部分通连。原则是一种最佳化诫命，它的特征在于原则能够以不同的程度被实现，其被实现的适当程度取决于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可能性，而其法律上可能范围由与之相反的原则和规则来确定。

将经过宪法洗礼后的法律规范而非宪法规范作为说理或裁判的依据。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无谓争执，有必要简要阐明本文中合宪性解释的内涵。

譬如，在成怀山案中，法院俨然已认识到行政处罚决定涉及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与人格尊严之间的冲突，[39]但法院最终选择保障人格尊严的理由是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法院并未对该限制条件的成立做原则权衡的工作。[31]这并非是单纯用西方宪法理论来批判中国宪法本土实施的偏颇之处，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推行市场化改革以来，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分离以及公域与私域的分化逐步生成，这为立宪主义在中国的植根提供了现实基础。

不可否认，在援宪说理过程中，法院所作的试图将宪法条文的意旨与具体法律关系发生勾连之努力，使得这种宪法适用方式与合宪性解释存在契合之处，但面对驳杂多样的案件事实，法官对宪法条文的简单化处理，似乎又折射出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的适用宪法的司法逻辑。[20]因此，公安机关对其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合法，系对韩建国言论自由权的合法限制。